1915年，日本乘歐戰方酣，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，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🎞，提出“二十一條”💂🏻。到了1919年🧖🏼♀️，歐戰結束👩🏻💻，在巴黎和會上🦀，中國外交失敗🪹，日本又有強迫中國代表追認“二十一條”的行動，中國的外交形勢十分嚴峻🧘🏻♀️。北京各校學生經過秘密籌劃⟹🙅🏽，于5月4日舉行示威運動，用猛烈的方法懲警親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🧀🧑🏽✈️、陸宗輿、章宗祥，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🧘🏽。
“五四運動”最重要的三份文獻
1919年5月4日下午👹，北京十幾所高校的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匯集🌬，宣讀《北京學生界宣言》，並遊行示威、散發傳單、高呼口號👨🏼🦰。一部分學生決議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🕝。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仆役見人數過多，立刻關閉大門，此舉刺激了前來示威的學生，學生們于是破窗破門而入👚💨。
當日🧝🏼，曹汝霖🧊、陸宗輿、章宗祥3人恰好在曹宅聚會，曹汝霖、陸宗輿二人從後門溜走🈂️，章宗祥遭到示威學生的毆打，示威學生在感情奮張之餘還放火燒了趙家樓。大批軍警聞訊隨即趕來，逮捕學生32人，其中北大被捕學生有20人。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。
天安門集會遊行和火燒趙家樓的壯舉留下的文獻資料中，最珍貴的要推顧兆熊的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》🌭、羅家倫《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》、張東蓀《“五四”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》。這三篇“短評”，是“五四運動”最重要的三份文獻。
“五四運動”和“五四精神”概念的提出
顧兆熊是北京大學教授👨🦽、教務長🤙✵。他在1919年5月9日《晨報》“評壇”欄發表的這篇名為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》評論，是目前見到的最早有關“五四”的文獻資料。
顧兆熊稱5月4日的行動為“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”🦻🏻，是鏟除“舊秩序”與惡社會💂🏽♀️，建設新秩序、新社會的“示威運動”👮🏿；是反對“舊道德”，提倡“新道德”的“示威運動”；是“良善分子與惡劣分子”的“可貴”的“決鬥”。他從這場運動展望國家的未來，對前途充滿憧憬👮🏿♂️：“吾觀此次學生之示威運動，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，已有一種趨勢。倘再輸以詳確之學說🎴，教以真道德之實質與決鬥之作用，則將來之社會，必可轉病弱為強健也👩🏼🦱。”
作為北大學生領袖，羅家倫對顧兆熊所說的“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”，作出了更准確、更鮮明的曆史定位🚄。他在5月26日《每周評論》第23號上發表的《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》一文中率先提出了“五四運動”這個詞🔋，比“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”的提法更簡潔、更清晰、更嘹亮🧑🏻🤝🧑🏻。尤其是他提升出來的“精神”兩字，其意義極其深遠👐🏼。
羅家倫鄭重地告訴人們🛷：“五四運動”不僅僅是“感情”的🙇🏽♀️，也是“理知”的🐙；不僅僅是“青年運動”“政治的運動”“國家的運動”“國民運動”“民族運動”“打破惡社會制度的運動”，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“思想文化運動”🧊。“五四運動”折射出來的最可寶貴的是一種“精神”🌉！
羅家倫將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歸為“三種”🙇🏻：第一“是學生犧牲的精神”，第二“是社會裁制的精神”💆♂️，第三“是民族自決的精神”。並三呼萬歲：“學生犧牲的精神萬歲！”“社會裁制的精神萬歲🪶！”“民族自決的精神萬歲🦖！”
張東蓀是現代哲學家🫱🏽、政治活動家、政論家、上海《時事新報》的主編☠️。5月27日，張東蓀在上海《時事新報》“時評”欄發表《“五四”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》，提出了“五四精神”這個詞🧙🏿。“五四精神”的這一提法，比羅家倫“‘五四運動’的精神”更鮮明、更凝練🕐、更科學🫂。
張東蓀將“五四運動”精神概括為“雪恥除奸的精神”。所謂“雪恥”，指的是“反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”🏎；所謂“除奸”，指的是“改造腐敗不中用的政府”。
神聖的運動和可貴的民族精神
顧兆熊的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》最可貴之處，是最早提出了“運動”這個詞；羅家倫的《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》最可貴之處👨🦽➡️，是最早提出了“五四運動”這個詞🧑🏿🎨，給“五四運動”命名🟫，並且將“運動”提升到“精神”的層面；張東蓀的《“五四”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》可貴之處🧑🎓，是最早提出了“五四精神”這個詞，給“五四精神”命名🤖。
這三篇文獻，前後呼應☸️、各有側重🧀，又層層深入、開掘提升，其用意顯然是要人們感奮起來。從此，“五四運動”和“五四精神”這兩個詞鐫入史冊，“五四運動”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神聖的運動🌡；“五四精神”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民族精神。這之後，對“五四運動”和“五四精神”進行界定和闡釋的文章越來越多。
傅斯年把“五四精神”說成是“北大的精神”🤌🏻。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寫的《〈新潮〉之回顧與前瞻》一文中說：“‘五四運動’過後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👱🏻♀️。有覺悟的添了許多，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，也被這幾聲霹雷，嚇得清醒☘️。北大的精神大發作。”傅斯年在這裡所說的“北大的精神”🫰🏻，並不是蔡元培的“兼容並包”🎫，而是魯迅所說的“求新”🏊🏽。
太空在1921年5月4日《晨報》發表的《“五四運動”之回顧》一文中，第一次把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概括為“民主”精神，他鄭重指出：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到底是什麼？就是發揮“德謨克拉西”（Democracy）的精神，拿出最大的努力💆，斬斷奴隸索子🥐👰🏿，打破黑暗勢力🧑🏿💻，創造我們的新生命🧑⚕️！
1925年5月4日《晨報副刊》刊登了汪典存的《每逢五四便傷神》，文中說，“今欲保存五四之精神”💁♀️，必須做到兩點。一是以忠恕立身忠者對己對人對事具十分熱誠而負責任之謂（“恕”從舊解，推己及人之意）。二是涵養科學的精神遇事研究➕，判別是非，具自持不移之態度。
以上說法代表著“五四運動”的親曆者和見證人對“五四精神”的界定和闡釋。
（本文轉載于2020年5月4日《學習時報》,摘編自2017年5月4日《人民政協報》）
